防沙治沙　任重道远

　　3月27日，遭受地震灾害的内蒙古中东部草原地区遭遇沙尘暴，能见度瞬间降低，为抗震救灾而新搭建的蒙古包、帐篷等受损严重。图为牛群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沙尘暴中行走。
　　新华社记者 张领摄

　　“大风起兮沙尘扬”，近年来每年如期光顾的沙尘暴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也让全世界瞩目。3月10日和3月27日，我国北方11省区遭到沙尘暴袭击，北京地区也遭遇了今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沙尘天气。北京还会来沙尘暴吗？沙源究竟在哪里？沙尘暴究竟能否根治？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沙尘暴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和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治彦。

　　记者：今年，北京地区还会来沙尘暴吗？

　　刘治彦：这个不大好说，但可以肯定北京沙尘暴没有绝迹。北京沙尘暴是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大风天气过程、不稳定对流层和地表沙源是北京沙尘暴形成的三要素。大风天气过程和不稳定对流层都是自然现象，人们无法控制，而且变数太大，人类目前对其活动规律的认识比较肤浅，尚不能准确作出中长期趋势预测。因而，就这二要素而言，我们尚无法对北京沙尘暴作出趋势判断。地表沙源既是自然环境演变的结果，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从全球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冬春温度上升，干旱化程度将加重，地表沙化的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就此而言，北京沙尘暴将趋于加强。然而，地表沙化的程度还受制于人类活动，人类破坏地表植被将加速地表沙化的程度，而人类植树造林种草将延缓地表沙化的程度，甚至可能出现“人进沙退”的局面。由于人类活动是人类自己可以控制的，因而地表沙化的程度可以根据人类活动作出趋势判断。

　　记者：北京沙尘暴的沙源究竟来自哪里？

　　刘治彦：我们研究认为，就地起沙说、异地输沙说、复合来源说都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都有其依据，但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就地起沙权重可能较大。其后，北京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就地起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扼制；而农牧交错带和草原地区由于整体生态趋于恶化，异地输沙的成分大大提高，所以当前复合来源说可能更为准确。将来，随着北京生态环境建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就地起沙将受到根本扼制，异地输沙说的定位将符合实际。可见，北京沙尘暴的源地在变。

　　记者：为什么说人口迁入过多，导致北方半农半牧区土地沙化是北京沙尘暴形成的主要原因？

　　刘治彦：我国北方地区东起大兴安岭，穿过内蒙古东部和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和陕西北部以及甘肃东部，一直到青海东北部.这一地带在行政区划上大部分位于内蒙古，以及与内蒙古相邻的诸省，目前已成为土地沙化的重灾区和北京沙尘暴的重要源地。清朝末期以前，这里还有茂密的森林和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虽然零星开垦了少量耕地，但地表植被状况良好。随着“闯关东”、“走西口”，大量移民迁入这一地带开垦耕地。全国解放后，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组织生产建设兵团开荒种地，七十年代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这些都起到了显著增加人口的作用。人的基本需求是吃饭、穿衣，为解决生计问题而不惜毁林毁草开荒，造成土地沙化。

　　在谈到北京沙尘暴的源地时，人们往往想到了北京就地起沙和半农半牧区的土地沙化，而忽略了牧区的草原退化和沙化。自八十年代以来牧区的沙化已触目惊心，人们普遍认为过牧超载是主要原因。我们实地赴内蒙古等荒漠化地区考察后发现，掩盖在过牧超载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牧区人口过多，生活成本高，产业单一，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养畜量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草原牲畜超载的后果是土地沙化。

　　记者：现行的国家防沙治沙工程收效显著吗？为什么？

　　刘治彦：为了防治北京沙尘暴，国家在半农半牧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和在环京津周边75县实施防沙治沙工程。实际上，这个防治系统设计上存在缺陷，首先是理念上的缺陷：将防治沙尘暴的重点放在“治沙”上，而非“退人”上本末倒置。第二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将防治沙尘暴这样一个需要全社会采取协调统一行动的复杂系统工程简单化为植树种草和防沙治沙工程，难免治标不治本。第三是政策设计上的缺陷，其表现是1.退耕还林还草的力度不够。国家退耕还林还草的重点是西部地区25度以上的坡耕地，在北方荒漠化地区虽然参照此项政策，但力度太小，覆盖面不大。实际上半农半牧区的耕地绝大数已不适合耕种，应该退耕退林还草。2.退耕还林还草的指标按行政区划层层分解，这样分配下去往往星星点点，达不到集中连片治理的目的。3.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环京津防沙治沙工程“撤胡椒面式”的资金投放方式，照顾了各方利益，但达不到重点治理的目的。4.退耕还林还草项目资金管理采取报账制，即国家下达计划指标，地方政府组织，农民实施，上级政府验收合格后给予资金和粮食补助。表面看，制度设计规范，实则漏洞不少，违规操作屡见不鲜，上级政府肆意截留和挪用资金，一些地方政府欺上瞒下，农民只有退耕还林的积极性，缺乏养护的积极性，养护费用不在报账制范畴内。5.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还林由林业部门组织实施，还草由农业部门组织实施。还林的投入远远大于还草的投入，林业部门对还林的积极性很大，对还草没有积极性。而半农半牧区气候干旱，并不适合种乔木，而适合种灌木和草，植树耗水量大，养护成本高，成活率低。一味强调种树，早已被证明是失败之举。此外，禁牧和生态移民政策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政策层次，政府支持力度明显不足。禁牧至今也没有享受到与国家退耕还林还草同等的政策待遇；生态移民补贴标准是平均每人5000元，数目较小。

　　记者：北京沙尘暴能根治吗？如何根治？

　　刘治彦：自元代北京有沙尘暴记载以来，历朝历代对北京沙尘暴的治理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任其发展，造成了持续不断的风沙危害。自1950年以来，我国防治北方荒漠化启动了多项防沙治沙工程。经过几十年的治理，荒漠化土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局部治理，整体恶化”、“一边治理，一边破坏”是后人给出的总结。

　　荒漠化和沙尘暴是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复合作用的产物，其根源是人地关系不协调。防治荒漠化和沙尘暴的重点不在“治沙”上，而应放在“治人”上。世界银行农村发展部中国和蒙古司负责人于尔根弗格勒认为，沙漠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灾难，人和牲畜正在破坏亚洲草原脆弱的生态平衡，自然资源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将人口从受影响地区搬迁出去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之类的措施都是极为关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