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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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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8年1月8日，圣诞节刚过，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专家廉亚明博士便启程飞来中国，他从北京转乘南下的火车，到达了山东省的淄博市。
他要在淄博市周村区找到一个人，然后探访一处神秘的宗教遗址。
廉亚明来周村，是缘于他在福建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所，从一份叫做《史志通讯》的中国学术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在中国山东周村发现唐代摩尼教遗址的文章，这给了他很大的惊喜。
廉亚明博士曾一度从事中国与波斯帝国关系的研究，他曾多次到过被称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而泉州就存在有一处摩尼教遗址草庵寺。摩尼教是古代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公元6世纪左右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来，被中国化了的摩尼教称为明教。
他知道，摩尼教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因此它在中国的传播地域，早期也大多集中在丝绸之路沿线。而且，摩尼教传入中国不久，在唐朝中期就被朝廷禁止。所以，有关摩尼教的建筑及碑刻也为数不多，能保存下来的就更为罕见。
山东周村发现摩尼教遗址的文章，在引起了廉亚明极大兴趣的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些疑问：周村是山东的一个小城镇，而且从没听说过山东与丝绸之路有何关系，也没有见到过在中国中原地区发现摩尼教遗迹的报道。在这里怎么可能会有摩尼教的遗址呢？况且那处遗址还建于摩尼教刚刚传入中国的年代，这就更加耐人寻味。那么，这处遗址究竟会传递怎样的信息？会不会压根儿就是一次误传呢？
廉亚明博士在周村见到了撰写《周村摩尼教初探》这篇文章的作者郭济生。郭济生当时是周村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副主任。
周村，是山东省淄博市的一个县级行政区。这里在商代建有於陵侯国，春秋战国时称於陵邑，是齐国的一个重要城镇，距齐国故都临淄仅50多公里。周村自汉唐以来逐步发展为商业重镇，素有“天下第一村”的美誉。
在周村，廉亚明果然看到了唐代的明教寺遗址，以及被郭济生认为是摩尼教的造像碑，这一切令他惊叹不已。
周村明教寺，是周村现存最早的古建筑之一。据清康熙年间周村《肃仪殿碑》记载，周村明教寺“初建于唐，重修于元”。
被认为是摩尼教造像的刻石，现存于周村区文物管理所。造像背面刻有“大唐贞观十年仲春朔日立”字样。正面浮雕，上部为一尊主像，四尊胁侍像；下部刻有五个造型怪异的形象。
由于对此尊造像存有争论，廉亚明在所写论文中作了如下表述：“郭济生在山东发现了两处摩尼教遗迹，其一是唐贞观十年的不寻常的石碑，似与摩尼教有关系，另一个是康熙四十一年所立石碑，称该明教寺建于唐代，元代重修”。也就是说，摩尼教在唐代早期就传到周村，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廉亚明在周村期间，还品尝到了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食品——周村烧饼。而这，竟然又一次给了他意外的惊喜。
周村烧饼的前身叫胡饼，胡饼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呢，它是古代阿拉伯地区的一种商旅食品，古代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我们中国。这个胡饼在我们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到了1899年的时候，在周村烧饼房里有一个叫郭海亭的小伙子，这个人挺爱动脑筋，他突发奇想，在制作的时候就把手中的面，一遍一遍地揉，揉得非常地薄，然后粘上芝麻贴到炉顶上进行烘烤，就制作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村烧饼。
令廉亚明博士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村小城，竟然有这么多让他难以置信的历史之谜。像摩尼教和胡饼这些古波斯地域的产物竟然都早早地来到周村。此时，廉亚明有了一种预感：莫非山东这地方与古丝绸之路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如果真是如此，周村在其中肯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一条由中国通往西方的古代国际商道。自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东西方通途洞开。大量中国丝绸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西亚，远销至地中海东岸和罗马等地，形成了一条连结欧亚大陆的交通大道。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以运输中国丝绸为主的交通线称作“丝绸之路”。
多少年来，一提到丝绸之路的起点，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西安。因为西安曾是汉唐的首都，也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它却不是桑蚕、丝绸的主要生产地，而仅仅是一个丝绸的集散地。
1990年9月，山东省委宣传部《走向世界》杂志社组织了一个丝绸之路探源座谈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山东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第二年，《走向世界》杂志分三期连续发表五篇署名文章，这些文章均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这一观点。
在这些文章的作者当中，有一位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叫齐涛。1992年，齐涛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丝绸之路探源》。在这本书里，齐涛系统阐述了山东地区作为古丝绸之路丝绸主要来源地的历史。
齐涛认为，考察古代中国丝织业的分布情况，要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分析。建国以后，山东考古工作者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就发现有精美的丝织品，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历史上山东丝织业在全国的地位。但值得庆幸的是，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翔实的文献资料。由这些史料，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古代中国丝织业的发展状况。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是公认的研究这一时期最具权威性的史料。这两部著作都曾全面叙述了当时全国的经济状况。《史记》在介绍汉代各地物产的分布情况时这样写道：
“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 ；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面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安邑千树枣，安邑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南部；燕秦千树栗，栗子的栗，燕秦呢，燕当然就是河北；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陕西一带，就是大片地种植；他还讲的这个蜀汉江陵千树橘，蜀汉江陵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和重庆；讲山东的时候就是齐鲁千亩桑麻。那么这是讲全国各个地方经济区域的划分，山东的特色就是千亩桑麻，就是说出现了大规模连片的桑麻的规模经济，也就是桑麻最大的生产地。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也写道：“太公以齐地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与《汉书》在谈到蚕桑丝纺业时，都是只言齐鲁而不及其他，但到了唐代，无论哪一部历史著作，哪一位历史学家，就都不再那么自信了。
班固还在《汉书·贡禹传》这样记载道：“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作注道：“三服官主做天子之服，在齐地”。实际上，三服官是汉朝中央政府开办的官方纺织管理机构。
那么三服官在汉代是专门设在齐国、齐地，本身它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齐国这个地方的丝织业生产水平是全国最高的；所以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它对官府的丝绸供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问题呢，那么既然三服官设在齐地，又表明齐地有当时最高的生产工艺和最高的生产水平，我们再结合前面已经讲到的生产规模来讲，齐地也是全国遥遥领先的。加在一起，实际上就说明，齐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丝绸供货地和外销地。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曾专程到周村进行考察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入了他的重要著作《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他在书中写道：周村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它的前身叫於陵。因为这里有一座酷似古代传说中三足乌的山峰，被远古时代以鸟为图腾的人们奉为神山。他们在这里建立的氏族部落，发展成为商周时期山东地区的重要城市。
这里至今还保存有商周时期於陵古城的遗址。而1982年在古城墙附近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丝绸纺轮，则实实在在地记录着周村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桑麻种植和丝绸纺织地区之一的辉煌历史。
在当地有一个传说，远古时代於陵上空飞来了一只凤凰，用嘴衔来一个蚕茧，引导人们学会了纺织丝绸，缝衣遮体。
还有一件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事情，似乎更能够说明周村在我国丝绸历史上的地位。
1934年，中华民国贸易部专门委派一名官员到周村进行调查研究，而调查的内容正是周村的丝绸生产状况。
这个人叫做赵占元，他在周村各界人士的协助下，对周村的丝绸行业情况，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回到南京后，赵占元根据调研结果，写了一篇题为《周村丝麻业调查》的长篇调查报告，发表在当年9月份的贸易部经济专业刊物《工商半月刊》上。
文章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考证了周村丝绸贸易发展的历史。他最后的结论是：战国以来齐地的丝绸业以於陵为冠，於陵就是山东长山县之周村镇。
三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家喻户晓的董永与织女的爱情故事竟然就发生在这里。
在山东省嘉祥县东汉的武氏祠石刻上面，有董永故事形象生动的刻画。并特别注明：“董永，千乘人也。”在此之前，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就明确指出，董永的故乡是千乘。刘向在记录董永故事的同时，把董永的妻子演绎成了天上的织女。
这个汉代的千乘，位于现在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的境内，到了南北朝时它东迁了，迁到了现在的博兴。但是它都和周村是近邻，董永他本是西汉时千乘的一个农民，他当时是个大孝子，他因为卖身葬父才闻名于天下。所以当时汉朝政府把他列为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楷模，并封他在於陵，也就是现在的周村做了一个小官。他去世以后，也就埋葬在周村城南的一个叫韩家窝村。但是后来，他在民间却被神化了，尤其是他的妻子，在神话传说中被演绎成了玉皇大帝的女儿，所以使董永的故事在中国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民间传说。
在董永与织女的爱情传说故事里，董永是古代农耕文化的化身，而他的妻子织女则成了中国古代丝绸文化的形象代表。
三国时曹植的《灵芝篇》记述，董永卖身为奴后，与天上的织女结为夫妻，织女十天内织锦百匹，使他得以偿债赎身。而织女在此之后则凌空而去，但她的织锦技艺却留在了当地。
神话传说寄寓着人们的美好愿望，也为“丝绸之乡”作了注脚。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来於陵访友，他在诗中写道：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李商隐说，他当时在於陵也就是现在的周村，吃到了一种鲜嫩的竹笋，这在当时是太金贵了。我们知道这个竹笋是产在南方的一种东西，在北方就不太容易出这种东西。当然如果是放到现在可能还不难，但是在唐代这种交通条件下，能在北方的周村吃到鲜嫩的竹笋，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么这个竹笋是哪儿来的呢？我觉得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商人。很可能是南方的商人带过来的。这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周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了全国性的商品集散地了。
大批量、高质量的丝绸生产和丝绸交易使周村成为一座商城。这样，从事丝绸贸易的西域和阿拉伯地区的客商被吸引而来就成为可能。所以，摩尼教和胡饼传入周村也就不足为怪了。
1992年，正在筹建中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派员专程来到周村，详细考察这里古代丝绸发展的历史，当来人在周村大街看到以丝绸字样命名的古“丝市街”和“绸市街”时，更是倍感惊奇。
周村的丝市街、绸市街是唐宋以来不断发展起来的古街。那时，这里的丝绸从陆路可运往开封、洛阳和西安，并辗转到新疆和阿拉伯地区；从水路可通过距此不远的登州、芝罘等海港，运往朝鲜和日本。因此，周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古代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和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同时也使周村有了旱码头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