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守年 一个村支书的20年

    编者按：在孙守年看来，权力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和公心，如果权力成为个人谋福或为少数人谋利的手段，权力就会成为很坏的东西。

    城东村的发展算得上是中国农村经济30年发展历程中为数不多的个例。到城东参观过的人们往往会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和希冀：城东人的文明富足已不是传统农村的式样，如果大多数农村能像城东这样，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

  20年前，城东村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说他小，是因为他只有200户人家，630口村民，300多亩土地。世代以种粮为生的城东人在包产到户的最初10年里，像许许多多的农民一样，维持着基本的温饱，村民家中或许有几缸粮食，却没有多少存款。又一个10年结束时，城东村旧村改造全面完成，村民住上了360平方米、270平方米和170平方米的配套齐全的别墅楼，人均收入达到一万元，村企的固定资产已有近七亿元的积累。10年后的今天，城东村在市场经济的嬗变中，依旧延续着最初确定的共同致富之路，不断壮大，成为乡村经济科学发展实践的典范。

  如同每一个共同富裕的乡村典型背后都站着一位足够强势的政治经济能人一样，城东村20年的集体致富之路正是在村支部书记、城东集团董事长孙守年的带领下完成的。24岁被选为村支部书记，今年43岁的孙守年行事低调，谈到城东的发展，他很少宣染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城东村能有今天，他归结为支部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但孙守年显然是这个领导集体中的灵魂人物。

村支部的权力意识

  村官不好干。熟悉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和农民问题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认识。一是村庄处在社会的最基层，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自身的文化素质所限，往往注重自身的眼前利益，思想不易统一；二是农村处在错综的宗族利益格局中，而这种格局难于改变。十几年前从国家人事部自愿回乡任村支书的硕士村官杨本伦满怀一腔热血，欲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最终却因得不到村民的理解等原因黯然请辞，当时杨还兼任着镇上的党委副书记。

  1989年，孙守年担任村支部书记时刚刚24岁，很多村民投以怀疑的目光：毛头小伙子能行吗？当时的城东村已有不少村民在从事个体运输中尝到了甜头，“一年一个万元户”成为农民的致富梦想。也有人劝孙守年买台拖拉机，包给别人，照样能挣钱，况且村书记更容易揽到活。孙守年想了想，还是断了这个念头。他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他这个村支书再买辆拖拉机跑运输，势必分心。整天想着自己的那点买卖，自然会消解他带领村民致富的决心。

  但最初的致富路困难重重。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村里仅有的一家瓦厂时常亏损，村民饮水、浇地都成问题。孙守年想了一圈，觉得还是再建家瓦厂实际可行，再说干别的也不掌握技术。多方筹资，孙守年取出自家的存款，又跑到岳父家借钱，他和支部成员们最终凑足了建瓦厂的资金。依托村里两家瓦厂，集体经济获得最初发展壮大的支撑。

  此后的几年中，城东村的集体经济得以迅速膨胀。由村支部任命的各企业经理与村里签订上交利润的合同，对完成利润的企业经理，村支部进行重奖。村里利用企业创造的利润投资新的项目。当城东村的集体积累达到相当程度时，村支部一班人决定为村民办好事，聘请上海同济大学对城东村庄进行了高标准的规划，保证50年不过时，历时3年时间，旧村改造全面完成。村里根据每户村民在村企工作的年限、对企业贡献的大小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补贴，村干部与村民一样抓阄选定自己的房子。为彻底改变农民过去的生活习惯，为村民设计的每户别墅楼都实现了水、电、暖、气、闭路电视、电话的全面配套。

  1999年，农村村委实行换届直选。镇上开会说，通过村民直选出的村委会是村民的自治机构，村党支部要配合好村委工作。这让孙守年困惑不已，这将意味着过去以村支部书记为核心的村庄权力格局将发生变化。当时镇上不少村庄的支部书记出来参与竞选村委会主任，拉票甚至贿选的现象开始出现，一时间村庄管理出现了一个乱局。孙守年意识到直选如果形成两权分立、相互掣肘的局面，势必会影响村里经济的发展。只有保证真正愿意为村民做事而且有能力为村民做事的人当选村主任，才是村民之福，否则将成为村民之祸。通过做村民的工作，最终保证了合适人员的当选。新当选的村委与村支部配合得当，使城东村的经济发展渐入佳境。而与城东相去不远的一个村庄，集体经济原本不错，村支书参选村主任失利，村庄经济在短短几年内在两派力量的纷争中最终垮塌，并从此衰弱下去。

  孙守年在村民直选中清醒地认识到：无论选谁，村里还是过去那帮干事的人来做，保证让干事创业的人当选，这是对村民最大的负责，这也体现了村支部一班人的意图。

  在城东村20年的发展中，村支部始终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孙守年说，如果支部一班人散了，乱了，村庄经济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村支部驾驭不了村里的全局，局面就会失控。在孙守年看来，权力的背后更多的是责任和公心，如果权力成为个人谋福或为少数人谋利的手段，权力就会成为很坏的东西。

孙守年的财富观

  当城东村的集体经济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财富时，社会上不少村企纷纷出现改制的风潮，原本属于集体的企业经评估后卖给了个人，原来的企业经营者一跃成为大股东，名曰“经营者持大股”。有家集体投资6000万元建的一家企业连同债务100元钱卖给了个人，有的企业甚至零价出售。不少人劝孙守年把村里的企业改制。孙认为经过十几年打拼而积累起来的集体财富是村民的共同财产，数亿元的资产谁也买不起。相反他对社会上那些自己找人评估最终又自己购买的企业改制持不同的观点。企业改制可以，但要根据村里对企业贡献的大小把股份分给村民，村民的利益不能忽视。当初城东村认定发展集体经济，就是为了让百姓都过上富裕的日子，如果单纯为了个人发财，还不如去干个体户呢。最终城东的企业实施了不同于其他村企的股份制改造。凡在企业工作的村民都成为企业的股东，拥有股份的多少同样是按照个人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在企业工作的年限而确定的。城东的股份制改造既没有一夜间为支部一班人造就多少个百万富翁，也没有使集体财富突然流落到个人手中。

  孙守年坦言，城东村民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村干部同样是受益者，而且受益会多一些。村干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实施者，如果私心太重，心理的天平是很容易倾斜的，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是容易办到的，但不能那样做。从上任那天起，孙守年和村两委一班人就订立“约法三章”：工资不多拿，住房不多占，请客不到场。十几年过去了，依然如故。

  1999年城东新村落成时，孙守年曾讲过，一个村有几个十几个百万富翁，并不代表村民都富裕了，有几栋别墅也不代表村民都住上了好房子，城东村要做的，就是让大家都住上别墅，都过上好日子。

  在城东村，村两委一班人工资不多拿，并不是村企的经理们不可以多拿，相反，为企业创出良好效益的企业经理可以多劳多得，可以在村里受重奖。在城东，共同致富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城东村，一路跟随孙守年走过20年集体致富路的村两委成员对他的权威都十分认可，觉得正是他的智慧和办事的公允使城东一步步走到今天。长期的一把手位置没有养就他独断专行的习惯，相反，孙守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和村里的老少爷们都相处得极为融洽。村里一位75岁的姜姓大爷说，别看孙守年年轻，但做事非常公正，对老年人非常尊重，有他干书记，村里人放心。这话道出了城东人的心声。

农村教化的作用

  在农村，村两委的执政能力与村民的素质高低是成正比的。村两委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惩戒什么都非常及时地传达到村民中间。十数年间，城东村形成了自己一套村居管理的理念，村民们也养成了明辨是非、文明行事的习惯。

  在城东村，让人感受明显的是这里绿草如茵、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自1996年起，城东村就开展了“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每颗星连着“尊老爱幼”、“家庭卫生”、“邻里和睦”等具体内容，村民获得的星越多，享受到的经济补贴就越多。村里规定，对不赡养老人者，则取消他的取暖补助。在村里，有专设的光荣榜和曝光台。不文明的行为一旦曝光，村民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

  去年城东村在村委换届直选时，发出倡议：我是城东人，城东是我家，我为城东做了啥？孙守年认为此举意在强化城东村民的自我意识：作为城东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城东人从住房、收入和享受到的福利待遇是其他村民所不能比的；城东是我的家，当然人人都有爱护维护她的义务；身在城东，我必须对她做出贡献。至少不能损害她的形象。在外村的人看来，城东人很团结，很富裕，而且很文明。

  城东人的文明还表现在政治觉悟上。自1999年来的历次村委直选，都秩序井然，体现了村支部和村民的意愿，保证了真正为村民谋福、能干事创业的人高票当选。而参选者既没有给村民送购物卡、花生油，也没有送烤鸡票，相反在那些谁送的钱多就选谁的村庄，导致谁上台谁先捞一把的恶性循环，你方唱罢我登场，村两委换得越勤的地方，村庄经济也常常是很脆弱的地方。孙守年认为，干村支书，不仅要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还要具备提高村民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本领。城东村在过去的20年中，集体经济增长了200多倍，村两委和村民一道创业，还要守好业，这其实就是对我这个村支书执政能力的考验。

  20年间，孙守年目睹了不少村庄经济由盛转衰的过程，一些垮塌下去的村庄从此一蹶不振。孙守年说，这给了他居安思危的警醒，家业越大越须小心谨慎，只要我干一天，我就要为城东人负责。对于城东的未来，他始终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时刻关注着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风险，不敢稍有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