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探讨这三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当前的改革开放实际是1840年后种种被迫开放变革的继续。因为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的种种变革和开放，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大环境而作出的一种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一文中，朱厚泽同志在论述近现代中国转型既漫长又艰难时精辟地指出：
   “当中国面临选择时机时，资本主义却暴露出它全部缺陷与罪恶；而当资本主义克服危机取得发展时，中国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遇。”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既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又要避免沦为它们附庸的两难处境。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准社会主义，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解决既要学习资本主义各国先进的长处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弊病的探索。“对于东方无产阶级来说，它既要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祸害，选择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的。”正如陈旭麓教授所说：“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运动后仿效苏俄，都表现出了这个时期每个先进中国人的选择。”可见，中国走十月革命的路，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正确的。因此，以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东欧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来否定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显然是违背历史的不正确的看法。
    上世纪中期起，随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历兴盛之后最终走向衰亡，资本主义各国和地区都在吸收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等合理因素，从而克服自身危机获得迅猛发展（其中特别是美、日、德等国，以及亚洲的四小龙）。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越南、古巴等国，正出现着种种社会问题。
    面对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趋于低潮时期，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时代新课题。去年第二期《炎黄春秋》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新看法，引起了学界的一场大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从学理上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这场大讨论，再一次显示中国又面临着在二十一世纪选择何种发展路径和道路。
    要正确回答这个时代的课题，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进行回顾和反思，其中特别涉及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模式演变路径的轨迹。
    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证明：还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工人阶级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和平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排除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而执政，实行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所有自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获得成功的，举凡苏联、中国、越南、古巴莫不如此。东欧一些国家是在二战后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后，在外力的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就再一次证明马克思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正确的。最近有人提出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时，说他晚年已放弃武装夺权的革命理论，有的撰文把恩格斯称为“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恩格斯在导言中确实有德国工人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新社会的设想，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武装夺权的理论。恩格斯对歪曲篡改他写的导言精神，把他描绘成“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捍卫者，感到非常愤慨。他写信给《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1895年4月3日，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时谈到《前进报》篡改导言的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后说：李卜克内西“从我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了。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不适用了。”可见，恩格斯不是什么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和平步入社会主义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与马克思一样是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伯恩斯坦等则“力图以虚伪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背弃和对革命原则的攻击。”恩格斯仍明确声明“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革命的权利”。
    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正如已故著名史学家胡绳所说：“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历史，也不像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成所说：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幻灭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胜利的世纪。”
    十月革命后，苏联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完成的工业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正因为这样，苏联在二战中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包含13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无论在航天领域，还是在工业、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战后苏联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如丘吉尔在斯大林去世时所说：“斯大林接收苏联的时候，苏联是一个扶着木犁的国家，在他告别人世时，苏联却成了世界一等强国。”可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经历了兴盛之后才衰亡的，并不是什么一无是处。
    资本主义各国在一战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其它各国也获得了一定发展。1929－1933年，正当苏联崛起时，爆发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空前大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资本主义各国产生了三种解决危机的选择：德、意、日等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旗号，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解决危机，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瑞典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途径缓和矛盾，以克服危机，这种选择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目睹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英国学者帕克在《超级大国——美苏对比》一书中，也承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使美国走出30年代危机时，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田纳西流域的发展，在设计和执行上就是那时苏联正在进行的事情的缩影”，美国是在吸收苏联社会主义合理因素中克服危机而发展的。二战后美国发了战争财，获得空前发展和繁荣。英、法、德、日等国家，吸收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合理因素，经济也获得恢复和发展。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原先固有的过度集权的体制和错误的政策，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早在1935年，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就指出：“苏联已经出现共产主义的特殊阶层和新贵族，……他们正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阶层，……他们把荣誉、财富、权力攫为己有。”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谈到“苏联与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败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因此我们主张多种经济成份，把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放在优先地位；我们主张多元的政治制度，准备通过公开的、诚实的政治斗争证明自己的思想，我们主张公开性。”198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涅尔斯在总结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原因时说：“一是经济缺乏竞争力，因此效率低下；二是政治缺乏民主，因此民众支持率不高。”事实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因素，没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1965年，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以克服自身的困境，曾聚集华盛顿开了一次全球性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大会，发表了《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的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现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相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各国，不仅拒绝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普世价值”，如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还采取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合理因素纯而又纯的左的路线和政策，丧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导致了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权主义会扼杀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失去人民支持，导致崩溃。可见极端的“左”和“右”，都可能造成大灾难。
    如果上述历史回顾和反思能够成立，那么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是像陆定一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旨’理论的第三条道路，来创建自己改革发展的模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新中国既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列宁曾说：“社会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加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加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再加加的总和。”李宗仁回国后，主张今后采取“集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长“殊途同归”的一种模式。2000年参加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首脑会议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要吸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克服纠正它们的不合理因素。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融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理因素的一条正确道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提出的原来的三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多的民主，并造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优秀人才，……党和国家各种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这三条来检验。”
    在去年今年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我认为有两种看法是不够全面和正确的：一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片面的误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另一种是否定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主张回到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老路上去。
    如果一种制度（一个社会）既没有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与宪政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宣示的公平和社会正义。那么，无论姓资姓社，它都是最坏的那一种。造成目前我国腐败屡禁不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是：把市场经济的负面东西和计划经济的坏东西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把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坏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超越初级阶段走老路的观点和主张，又要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观点和主张，要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对立的局限，结论只能是：以追求公平、正义、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因素为主，融合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切合理因素在内的一种发展路径和道路，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中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所在。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