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席”能否治得了“会场病”？

    日前，陕西省汉中市政府集中制定出台十项工作制度，其中针对一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开会迟到的现象，汉中市政府规定，对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场增设“迟到席”，凡迟到的参会人员在“迟到席”就座(5月4日《华商报》)。

    尽管笔者认为“迟到席”会起到相当的警示作用，却也不得不说，此举治标不治本。因为，参会人员或许能因此而准时到齐，但“会场病”恐怕还是难除。

    在我看来，当下“会场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刻板、沉闷。不少会议在开之前就已将文件发出，领导却仍要照着念一遍，叫参会者如何提起精神？又如，很多领导无论会议是什么主题、什么形式，讲话总是那么几句，没有新意，更无价值。这些都使会议的作用大打折扣，甚至成为参会者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许多会议原本可以通过视频、电话召开，甚至不开，却成了机关工作人员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的好机会，与近年来要求降低行政成本的呼声背道而驰。

    二是很多会议开过之后并未起到多大的成效。不但内部缺乏监督落实的举措，群众更无从知晓。事实上，当前一些会议遭人诟病的地方正在于此。人们看不到会议的成效，却发现某些机关人员以开会为业，务虚而不务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抓会议出席而不抓会议落实，又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积弊重重的会议制度或许更应坐到“迟到席”上，接受审视和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