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不是比个头、比数量，关键要看质量。种菜也要有科学发展观，要种老百姓放心的菜”――王乐义始终坚持种绿色菜的理念
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之一。
天刚朦朦亮，嫩绿的黄瓜、鲜艳的彩椒、紫亮的茄子……就在这里发往四面八方。
“从我们这里运出去的菜，基本都是无公害的。”寿光市委书记徐振溪自豪地说。
“经济发展，不是说谁的个头大、数量多，谁就是英雄，关键要看发展的质量。种菜也一样，关键要种老百姓放心的菜。”这是王乐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刚开始种大棚时，都是靠农药化肥“喂”，一般的蔬菜都有农药残留。
1991年元月的一天，一位中央领导视察三元朱村时嘱托：“你们要向无公害蔬菜发展，争取出口。”
当时还不知道“无公害蔬菜”为何物的王乐义，坚定地说：“请领导放心，就是‘头拱地’，我也要把无公害蔬菜搞出来。”
多方打听，王乐义找到了中国农科院无公害蔬菜专家王宪彬教授，虚心请教。
“这个项目我试验成功六年了，还没得到推广，没想到第一个来找我的是个只上过4年学的农民……”老教授被王乐义的执着深深地打动了。
在王教授悉心指导下，1992年无公害蔬菜在三元朱村试种成功。到1995年，寿光便形成了以三元朱村为中心的20万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从此，寿光菜拿到了进京的“通行证”，畅通无阻地进了北京，奠定了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的地位。
忽如一夜春雨来，千棚万棚立田野。随着大棚在各地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即便在冬天，西红柿、黄瓜、茄子也成为家常便菜。
于是，有人断言，市场不认师傅还是徒弟，三元朱包括整个寿光势必会被自己掀起的波浪淹没。
王乐义是个很有思路、很有科学发展头脑的人。1978年刚当上支书时，村里在方圆20公里穷的冒了尖――村里1/3的地，近400亩是埠岭薄地，根本不长粮食。
“种粮食不行，咱栽果树。” 王乐义带领村民大干4年，终于将这3片三元朱视为穷根的埠岭薄地，改造为花果园，“穷埠岭”成为“富补丁”，农民人均收入一下子增长到5000元。
王乐义的老朋友，老县委书记王伯祥说：“自改造那三个埠岭，他就奠定了科学发展的思想。”
王乐义会被自己发明的反季蔬菜淹没吗？
“菜多了，再好也是大路货，关键是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特色。” 面对汹涌无情的市场竞争，王乐义不急不缓地在村里喇叭上讲。
他带领全村走上农业产业化的新路子，村里成立了专门搞蔬菜加工、营销的公司。2001年注册了“乐义”牌商标，采用“公司连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模式，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合格蔬菜统一使用“乐义”商标，收购价高于普通蔬菜20%。
不仅三元朱，周边的村也纷纷加入进来，连村发展了有机质、生态型、无土栽培蔬菜2000余亩，产品出口到日韩等国。
当年春节前，就有700万箱的蔬菜订单，可王乐义只签了全部订单的1%：“品牌越响，我们就应该越爱护。产量上不去，不能滥竽充数。”
王乐义还在蔬菜品种上下工夫。三元朱村有个实验基地，只要国外有的新品种，王乐义都要求村里试种，效益好的就推广，始终引领着蔬菜种植的潮流。
他带着三元朱最好的蔬菜去香港推销，可客户挑出的毛病让王乐义匪夷所思：东南亚人把黄瓜当水果吃，不喜欢有刺；俄罗斯人喜欢吃西红柿切片拌色拉，三元朱的西红柿切开后流汁。
很快，无刺小黄瓜、果肉型西红柿从三元朱的大棚走向外国人的餐桌。
无公害蔬菜成功了、名优特品上市了，王乐义探索科学发展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王乐义总是勉励自己保持先进性，再立新功
王乐义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表示，他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完成好胡锦涛总书记的嘱托，把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培养好人才。他说：“虽然自己每年有200多天在外传授技术，800人的小村常年在外的140多人，可这力量毕竟还是太小了。”
王乐义一向把群众的事看成是天大的事，从不把自己的事当回事。
1979年3月，三元朱村分到了一个招工指标，当时公社考虑王乐义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把这个指标分给了王乐义16岁的大女儿王月荣。那时的招工指标，比现在考上名牌大学还“值钱”。想来想去，王乐义最终还是把已经内定到女儿名下的招工表给了更困难的乡亲。刚刚初中毕业，眼巴巴盼着进城当工人的王月荣无法理解父亲的行为，一时想不开，喝了农药，没有抢救过来。
王乐义的老伴不理解，三元朱的乡亲们同样不理解：“摊给孩子的指标，为啥要让出去？不让出去谁也不会说什么。”众人面前，王乐义一言不发，夜里跑到女儿坟前，人前从不落泪的山东汉子泣不成声：“妮儿呀，你咋不懂事呢？爸爸当这个支部书记，要了这个指标，就得让人家戳脊梁骨，就是给党抹黑啊……”
当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非但没占过村集体一分钱的便宜，反倒经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贴补村集体。
1996年，人民大会堂。
王乐义接过了1万元的“农业奖励金”。拿到钱，王乐义先到农科院买了3800多元的新种子。回家路上，得知天津有一项无土栽培芽菜的新技术，王乐义就在天津下了车，问清情况后，急匆匆回到村里，领上村里的技术员返回天津学习。交学费，买材料、种子，再加上请技术员，1万元奖金只剩下不足3元。回到家里，老伴问他：“这次到北京领了啥呀？”王乐义有些尴尬地笑了，黑黑的脸膛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说：“领了一万块钱，花了。”
这些年，到底领了多少钱的奖金，王乐义说不清楚；他的老伴同样说不清楚，因为王乐义从来没往家里拿一分钱。有时，村里种菜搞试验，王乐义就用自己的钱。他笑呵呵地解释：“反正我的钱用了就用了，自己没意见别人就没有意见，花着心里踏实。”
2004年，又一个消息震惊了三元朱村的村民。王乐义在乡亲面前明确表态，用“乐义”注册商标分红的钱全部交给村集体，自己一分钱不要。要知道，使用“乐义”商标的公司有10多家，其中包括一个绿色食品蔬菜项目，一个过亿元的复合肥产品项目。专家估算，“乐义”商标的品牌价值超过亿元。如果收入归个人，过不了几年，王乐义就成了大富翁。
这回，乡亲们不同意了：吃苦最多、付出最多的书记怎么能一分钱都不要呢？然而，王乐义坚定自己的想法，“乐义”这个品牌是乡亲们培养的，不是自己的，是全体村民的。他说：“当干部的，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群众利益前头。”村民王乐胜拉住记者，一定要和记者说两句：“有这样的好书记带领大家，我们的日子怎么会过不好？”
很多人都为王乐义惋惜，他完全可以挣更多钱。但王乐义并不后悔，他很满足。他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水有源，树有根，知党情就要报党恩，当村干部的最大责任，就是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带领群众致富。他说：“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看重了比命重，看轻了就是纸。只有用在最需要的群众身上，才有价值。”
“生活上最低要求，工作上最高标准。共产党员如何永葆先进性，王乐义是面镜子。”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对王乐义如是评价。
“亲情是宝，只是为亲人付出太少。”――王乐义的妻子却说，他是公家人，当然为公家做事
王乐义说：“他生命中有两件‘宝’：一是深明大义的母亲。二是理解支持自己、默默管家的妻子。”
王乐义的母亲颇有“岳母”之风。她的7个儿女，除王乐义之外，都成长为国家干部。母亲在世时，儿女们都非常孝顺。但老人却说：“我不喜欢你们的东西，拿张奖状来看我，比啥都好！”母亲严格要求儿女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风范，渗入王乐义的骨髓，影响一生。
到了晚年，母亲大多时间与王乐义在一起生活。兄弟姊妹不在身边，王乐义把电话号码写的像桃子一样大，放在母亲床头上，母亲想谁，就给谁打电话。
1998年，母亲病重，遵医嘱回家静养。白天，老伴梁文荣陪伴着老人；晚上，忙了一天的王乐义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送汤喂药，擦身端尿，一夜不合眼。老伴心疼他，半夜起来，要替他。他哽咽着说：“你能替我干活，替不了我尽孝啊！”
王乐义最满意的是有个好老伴。“老伴很疼我”，这句话在略显粗犷的王乐义嘴里说出，记者有些意外，何况内敛的山东汉子很少在外坦露感情的痕迹。
由于频繁传授技术，王乐义一年有8个月在省外，2个月在省内，在村内的2个月时间，白天也处理事务，接待“取经者”，一般晚上10点才能回到家中。
王乐义的家几乎是三元朱村最差的房子了。1月10日，王乐义像往常一样接待来访者，常年一个人在家的老伴则侍弄满屋的花儿，院子里不时有犬吠猫跃――老人基本靠他们解闷。
每天晚上回家后，老伴给打上洗脚水，吸上支烟，就催促着王乐义睡觉。
“躺在床上，刚想和他说几句话，那边鼾声已经起来了。” 梁文荣说，“从20岁，嫁到王家46年了，几乎一顿安稳饭也没吃过。但老王最大的好处是从不和我吵架，也不打孩子。跟着他，挺知足。”
“我哪舍得和老伴吵架，她为我付出的太多了。”对家庭，王乐义有深深地愧疚。
每天忙碌于公事，6个子女几乎是梁文荣一人带大，早年还种着10多亩地。
懂事的二女儿心疼母亲劳累，初中毕业后就辍了学，在城里自来水公司找了份工作，三班倒。常常是下班后，再骑自行车走10多里，回家帮母亲干农活。“但没有种大棚，一来人手紧张，二大棚投入多。”二女儿王月桂说，“那时村里条件不好，本来干活就累，父亲还经常把8、9个学习的客人领到家中招待。”
虽然苦累，但对王乐义，梁文荣很理解：“公家的人，当然为公家做事情，家里自然顾不上。”
朴素的话语，折射出这位农家妇女宽广的胸怀。
王乐义的房子住了21年，5间平房，3间为孩子回家时准备，老两口只住两间。屋内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一张大床在窗前，屋里站着5、6个人，就非常局促；21英寸的旧彩电，破旧的桌椅。只有盛开的鲜花和挂满墙壁的奖牌、与各级领导的合影，才能看出房子主人的“身份”――不愧为矗立在蔬菜大棚上的巨人。